大力发展中国职业教育，需要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吸收和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职业教育的国别研究和比较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视野和资源，但对于脱离国别个性经验的重要国际组织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亟需整体和系统的研究。R．H．莱曼把职业技术教育比较研究中常见方法分为解释性个案研究和平行个案研究两种，指出“平行”研究既可指共同的、各个国家都接受的目标或政策，也可指几个国家相关联的目标和政策的同类研究，他特别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4年关于职业教育的建议书和1976年在科罗拉多丹佛举行的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为例进行了分析。莱曼在这里的区分，显然是肯定了平行个案研究不同于国别解释性个案研究的重要价值，莱曼指出的针对国际组织的平行个案研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众多国际组织中，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各国职业教育政策影响最大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这三个国际组织发布了一系列关于职业教育的公约、建议书或者政策报告，以及技术援助和资助，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咨询参考和政策指南，从不同方面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对上述三个国际组织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模式或框架作出过自己的分析。例如，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关于职业教育政策与一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关系模型：在农业经济阶段，不需要专门的职业教育；在工业化发展阶段，需要国家主导型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在信息化发展阶段，需要市场主导型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还有学者通过职业教育发展的设计模式和内生模式的区别提出厂相应的政策建议。而更有学者将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论模式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论、社会整合论和公共选择论二种。前一种模式关注的是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后两种模式则侧重于政府、职业教育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应和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除此以外，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也要受其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发展目标等因素的影响。上述三种模式的分类与判断，如果作为一种大的原则无疑具有正确性，然而，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需要更为具体的分析框架。

　　当笔者初步探索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这三个国际组织的职业教育政策之后，发现在它们诸多的职业教育公约、建议书和报告中，隐含着一套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职业教育政策基本范畴或分析框架，即“教育与培训的分离与重合”、“来自不确定性的挑战”、“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人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市场主导与国家主导的取舍”和“在劳动力与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低技能平衡与高技能平衡”六个维度和六种二元对立范畴，本文亦以此作为研究国际组织职业教育政策的分析框架。

　　教育与培训的分离与重合

　　理解职业教育的概念，需要从源头上理清在教育史上纠缠在一起的教育和培训这两个概念。无论在西文，还是东方，传统上教育和培训经常被称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认为前者属心智发展，后者则主要是掌握实际的操作技能。在人类的教育实践中，教育史倾向于哲学而非实用，而培训总是与中低级的职、伙相关，教育与培训之间的人为划分又关联着“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对立与分离的事实。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而不用于使用“培训”或“职业教育”之类的词，以为只要与这些词一沾边，便意味着肤浅而片面的学习，具有实用、具体、功利而且短视的特征。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培训比教育更具价值，批评教育是空泛的、不确定的学习，对学生是徒劳无功的。这种概念上的分离，进而演变成在实践中把某一类机构的活动称为教育，而另一类机构的活动则被称为培训，或者一类教育机构属于普通教育，而另一类教育机构属于职业教育，这促使制定出具有分离特征的教育政策，而这样的教育政策的实施转而又加剧了这种分离的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