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李安可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他在银行的存折只剩下43美元，又赶上小儿子出生。走投无路的李安将两个剧本《推手》和《喜宴》投给了台湾优良剧本甄选组，希望能碰碰运气……
从金球奖到奥斯卡，如今的李安无疑是辉煌的。但他的辉煌绝非一蹴而就，从初次走进课堂学习电影到第一部影片获得成功，李安用了近20年。这20年他从未放弃过自己，凭着执着和不懈，他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李安祖籍江西德安，1954年10月23日出生于屏东潮州，父亲给他起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来是他的父亲去台湾的时候几乎是死里逃生，所乘坐的轮船为“永安号”。书香门第的李家家教极为严格，甚至在逢年过节时还行跪拜礼。中国式的父亲形象在李安的生活和电影中一直是鲜明而富有张力的，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很深的渊源。
10岁之前李安在花莲念了两所小学，接受的是美式开放教育，来到台南，又念了两所小学，面对此间日式填鸭教育，加上语言习惯不同（国语—台语），他头一次体验到“文化冲击”。而至今，李安大概都能深刻地体会到不同文化的冲击、调适和拉扯。这些也成为他电影中一个永恒的背景。
李安从小就喜欢电影，“打从娘胎起，母亲便怀着我，一边啃甘蔗，一边看电影”。但父亲对儿子的希望是考上大学，成为诗礼传家的楷模。可是两度联考落榜(第二次数学甚至交了白卷)，让父亲对李安的人生前景非常忧虑。对父亲来说，儿子加入演艺界简直是“大逆不道”。少年的李安性格温和，不爱说话，但怀着电影梦的他最终违背了父愿，考进了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影剧科。从那时起，李安便认定电影是自己人生的一种冒险。
艺专的日子轻松而快乐。李安经常在台北汉口街的台映试片室去看当时风行的欧洲艺术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处女泉》、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安东尼奥尼的《欲海含羞花》都让李安震撼不已。在学校，李安还施展了他演艺方面的才华，甚至获得了一个小小的演员奖。可是父亲对他的前途依然担忧，直到让他保证毕业后出国深造，才同意他继续留在艺专。二年级的时候，父亲送给李安一台8毫米摄影机，这也是父亲一生送给他的惟一一份和电影有关的礼物。他用这台摄影机拍了一部18分钟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正是这部短片帮助他申请进入了纽约大学（NYU）电影系。
在这部改编自余光中短篇小说《焚鹤人》的默片里，李安表达了艺术家面临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的挫折与挣扎，这似乎也预示了他后来对电影梦的执着和坚持。
悲喜纽约
然而，父子的冲突并没有结束。1978年，李安做了一个让父亲十分愤怒的决定：报考了美国的戏剧电影学校。这让父亲很无奈，因为这并不违反当初让他出国深造的“命令”，只是，他不能接受儿子竟然想去从事没多大出息的娱乐业。他为此耿耿于怀了很久。后来他所取得的电影成就，在李安看来，并没有多大程度地给父亲带来观念上的改变。
李安先后在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戏剧和电影，并陆续拍摄了《追打》、《我爱中国菜》等多部16毫米短片。然而就是这个给大导演斯派克•李打工的儿子，却被父亲认为是有损颜面，李安成为家庭话题的禁忌。虽远在海外以为很自由，但亲情的纽带并未稍有松懈，“随时随地又把你给抓了回来”。李安就这样逃避并抗拒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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